看看名人的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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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丑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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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豆: 3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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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教育名人--荀况古代哲学家、教育家，世称荀子。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南部）人。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其家世及早年经历不详。只知他曾几次游学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并三为祭酒（学宫领袖），在稷下先生中被称为“最为老师”（最受尊重的老师）。后依楚国春申君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春申君死后被解职，遂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居于兰陵，讲学著书，终老其地。司马迁说他：“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其实他是战国末期儒家最后的一位大师，又评判和综合了道、法、墨、名等百家学说，形成表里内法、礼法结合的政治观。其学生儒法分流，浮邱伯、大毛公、张苍和韩非皆为其著名弟子。今传《荀子》一书，凡20卷，32篇，多为其所著，仅《大略》一下6篇，为其弟子所论述。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与孟子看法相反，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是恶的，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人为）也。”否认了人的所谓先验道德，强调通过后天的教育、环境，通过礼仪法治来改造和约束人性。因而强调教育“化性起伪”的重要作用。主张以培养士、君子、圣人为教育目的，“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以士为最低目标，以圣人为最高目标。主张用人应根据儒者的德才而任之，大才大用，小才小用，无才不用。在教育内容上，重视读经，认为儒家诸经各有不同特点，在培养人才方面，亦各有不同作用，但重点应放在学《礼》上。他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是学习的总纲。荀子隆礼，已有重法的一面，他说：“学也者，礼法也”，把礼与法结合。在教学上，认为求知过程包括闻、见、知、行四个环节，特别强调知对行的依赖，强调学以致用，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重视专一有恒、积渐除蔽，择善而从，强调学思兼顾、参验反省。尤其是强调教师的重要作用，提倡尊师，认为教师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法制的存废、人心的善恶好坏。把教师提高到与天、地、君、亲并列的地位。荀子也对教师提出了严格要求，认为“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这四者就是：尊严而惮、（老日）艾而信、诵说而不陵不犯和知微而论，只有具备这四个条件，才可以为师。荀子在中国学术史和教育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不过因为其哲学上的唯物论和性恶论多与后儒不合，故遭贬抑。然其思想影响，则有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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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教子孩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阔宏、文武兼备；而且当时的朝庭信赖他，满朝文武官员钦佩、尊敬他；死后被谥为“文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不幸早逝；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国藩在教子方面有三个方面给人启迪：　　----教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事理。他致力于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注意观察他们的天赋、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培养、雕塑。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身体好，能吟诗作文，能够明白、通晓事理，就能有所作为，就不悉没有饭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认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作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寡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教育子孙要艰苦朴素。曾国藩在京城时见到不少高于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她）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因此，他的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曾国藩反而更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检点、学识不够渊博而损害自己的父亲的声誉。所以他们磨砺自己，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自己的孩子的影响，凡要求小孩于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他要求纪泽、纪鸿也这样。他日理万机，但是一有时间，就给小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象和座标。　　如今，有些父母往往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有些自己游山玩水、挥霍乱费、嫖赌逍遥，却要求孩子好好学习、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有些家长自己看不起读书人，却要自己的小孩子学有所成；有些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却不关心孩子的操行；等等。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其子女反其道而行之，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言教，而不注重身教；或者只注重他们的学习，而忽视他们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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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教子习书法王羲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艺术造诣很高，被公认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至今仍为书法爱好者酷爱。“坦腹东床”的故事说的就是王羲之。晋代太尉郗鉴派一个门客到丞相王导家去选女婿，王导领着门客“就东厢遍观子弟”。门客回来复命，对郗鉴说：“王家的年青人都不错，但是听到有人选女婿，却变得拘谨起来，只有一位在东边床上敞开衣襟坦腹吃饭的，若无其事。”郗鉴说：“这正是一位好女婿。”于是就把女儿嫁给了他。这位女婿就是王羲之。这就是“坦腹东床”代表择婿的典故。遂用“东床”“东坦”代指女婿。　　下面给家长朋友说一段王羲之夫妇俩教子习书法的故事。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自幼聪明好学，在书法上专工草书隶书，也善画画儿。他七八岁时始学书法，师承父亲。有一次，王羲之看献之正聚精会神地练习书法，便悄悄走到背后，突然伸手去抽献之手中的毛笔，献之握笔很牢，没被抽掉。父亲很高兴，夸赞道：“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小献之听后心中沾沾自喜。还有一次，羲之的一位朋友让献之在扇子上写字，献之挥笔便写，突然笔落扇上，把字污染了，小献之灵机一动，一只小牛栩栩如生于扇面上。再加上众人对献之书法绘画赞不绝口，小献之滋长了骄傲情绪。献之的父母看此情景，若有所思…… 　　一天，小献之问母亲郗氏：“我只要再写上三年就行了吧？”妈妈摇摇头。“五年总行了吧？”妈妈又摇摇头。　　献之急了，冲着妈妈说：“那您说究竟要多长时间?”“你要记住，写完院里这18缸水，你的字才会有筋有骨，有血有肉，才会站得直立得稳。”献之一回头，原来父亲站在了他的背后。王献之心中不服，啥都没说，一咬牙又练了5年，把一大堆写好的字给父亲看，希望听到几句表扬的话。谁知，王羲之一张张掀过，一个劲地摇头。掀到一个“大”字，父亲现出了较满意的表情，随手在“大”字下填了一个点，然后把字稿全部退还给献之。　　小献之心中仍然不服，又将全部习字抱给母亲看，并说：“我又练了5年，并且是完全按照父亲的字样练的。您仔细看看，我和父亲的字还有什么不同?”母亲果然认真地看了3天，最后指着王羲之在“大”字下加的那个点儿，叹了口气说：“吾儿磨尽三缸水，惟有一点似羲之。” 　　献之听后泄气了，有气无力地说：“难啊！这样下去，啥时候才能有好结果呢？”母亲见他的骄气已经消尽了，就鼓励他说：“孩子，只要功夫深，就没有过不去的河、翻不过的山。你只要像这几年一样坚持不懈地练下去，就一定会达到目的的！” 献之听完后深受感动，又锲而不舍地练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献之练字用尽了18大缸水，在书法上突飞猛进。后来，王献之的字也到了力透纸背、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字和王羲之的字并列，被人们称为“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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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开端--曾子教子孔子有个学生叫曾子。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上街，儿子哭闹着要跟去，妻子就哄他说：“你在家等我，回来给你杀猪炖肉吃”。孩子信以为真。妻子回来，见曾子正磨刀霍霍准备杀猪，赶忙阻拦说；“你怎么，你真的要杀猪给他吃？我原是哄他的”。曾子认真地说：“对小孩子怎么能欺骗呢？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孩子都有影响，我们说了不算数，孩子以后就不会听我们的话了”。　　他果真把猪杀了。曾子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为后世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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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依法惩子秦孝王杨俊是隋文帝的第三个儿子。他倚仗父亲的权势，目无法纪，经常违反国家规定的制度，还放债取息，使得一般官吏和老百姓深受其害。但他官大气壮，又有一个皇帝父亲，因此谁也不敢得罪他。杨俊在外胡作非为，他的妃子崔氏非常生气，恼怒之下把毒药放在瓜中，让杨俊吃。杨俊吃瓜中毒得了病，事情闹大了，引起轰动。隋文帝听说了此事，立即下令把他召回京城，撤消了他的一切官职，并责罚他只许待在京城自己的府中，不准跨出府门一步。左武卫将军刘升替皇子杨俊求情说：“秦王除了利用官物营建宫室而外，没有其他的过错，我认为可以原谅他。“隋文帝说：“谁也不许触犯法律！皇子也不能例外。“左将军还想再为杨俊求情，但是看到隋文帝很生气的样子，便不敢再罗嗦，停止了求情。大将军杨素出来打圆场说：“秦王所犯的过错，不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处分。请陛下宽宏大量，原谅他一次吧！“隋文帝说：“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更是一国之主！如果按照你们的意思去办，是不是要另外为皇子们制定一个特别的法律？周公当年能不顾情面，杀掉发动叛乱的周武王的弟弟管叔和蔡叔。我虽然远远不如周公，但我也不能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呀！隋文王没有同意刘升和杨素的一再请求，依法惩处了儿子杨俊，为臣民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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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书笨，说不定干别的事灵巧　祖冲之(429—500)是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科学家。他推算的圆周率比欧洲早一千多年。他编制的《大明历》首先考虑到岁差问题的计算，对于日月运行周期的数据比当时的其他历法更为准确。然而，有谁能相信，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小时候经常挨打，曾被斥责为“笨蛋”“蠢牛”呢！?? 祖冲之的父亲祖朔之，是位小官员。他望子成龙心切。祖冲之不到九岁，父亲就逼迫冲之去背诵深奥难懂的《论语》，读一段，就叫他背一段。两个月过去了，祖冲之只能背诵十多行，气得父亲把书摔在地上不教了，并且怒气冲冲地骂道：“你真是一个大笨蛋啊！”?? 过了几天，父亲又把冲之叫来，教训他说：“你要用心读经书，将来就可以做大官。不然，就没有出息。现在，我再教你，你再不努力，就决不饶你。”?? 可是父亲越教越生气。祖冲之也是越读越厌烦。他皱着眉头，愤愤地说：“这经书我是说什么也不读了。”气得父亲额头上的青筋都迸出来了，忍不住伸手打了祖冲之几巴掌，打得儿子号啕大哭起来。父亲口里还不断骂“笨蛋”“蠢牛”“没出息”。?? 正在这时，冲之的祖父来了。问明原因，就对祖朔之说：“如果祖家真是出了笨蛋，你狠狠打他一顿，就会变聪明吗?孩子是打不聪明的，只会越打越笨。”冲之的祖父对朔之还严厉地批评说：“经常打孩子，不仅不能起到任何好的作用，而且还会使孩子变得粗野无礼。”?? 祖朔之说：“我也是为他好啊！他不读经书，这样下去，有什么出息。”?? “经书读得多就有出息，读得少就没有出息?我看不一定吧。有人满肚子经书，只会之乎者也，却什么事也不会做！”冲之的祖父批评说。?? “他不读经书怎么办?”?? “不能硬赶鸭子上架。他读经书笨，说不定干别的事灵巧呢。做大人的，要细心观察孩子的兴趣，加以诱导。”?? 祖朔之觉得父亲的话有道理，同意不把孩子硬关在书房里念书，就建议父亲领冲之到他负责的建筑工地上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 祖冲之随爷爷到了工地上，处处感到新鲜，问这问那。有一次，祖冲之问爷爷：“为什么每月十五的月亮一定会圆呢?”爷爷解释说：“月亮运行有它自己的规律，所以有缺有圆！”?? 祖冲之越听越有趣，从此，经常缠住爷爷问个不停。爷爷便对冲之说：“孩子，看来你对经书不感兴趣，对天文却是用心钻研，正好，咱们家里的天文历书多得很，我找几本你先看一看，不懂的地方问我。 ”?? 祖朔之这时也改变了对儿子的看法。每天，教孩子读天文方面的书，有时祖孙三代一起研究天文知识。这样，祖冲之对天文历法的兴趣越来越浓了。?? 一天，爷爷带冲之去拜见一个钻研天文很有成就的官员叫何承天。何承天问冲之：“小兄弟，天文这东西研究起来很辛苦，既不能靠它发财，更不会靠它升官，你为什么要钻研它?”?? 祖冲之说：“我不求升官发财，只想弄清天地的秘密。”?? 何承天笑道：“小兄弟，有出息”。?? 从此，十多岁的祖冲之经常找何承天去研究天文历法。后来，祖冲之终于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科学家。?? 从现代素质教育的观点来看，祖父对孙子冲之的教育是多么正确，因材施教，看其兴趣何在，就从哪儿作为突破口，去启发孩子，去引导孩子，去开拓孩子的一片蓝天，必能获得惊人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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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教子俭养德诸葛亮(公元181—234年)曾经有一封奏书给蜀后主刘禅，谈到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安排，他说：“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产，以长尺寸。老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公元月269年，晋统一了全国，为了收买人心，下令寻访汉朝的名臣子孙，赐给他们爵禄。那时诸葛亮第三个儿子诸葛怀还在。他推辞说：“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衣食自有余饶。材同樗栎，无补于国，请得归老牖下，实隆赐也。” 他在这里说的经济情况，和诸葛亮当年说的大致相同。诸葛亮是西蜀的丞相。当时后主刘禅幼弱，蜀国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他为什么不置家产，’为子孙多留一些呢? 人们都说诸葛亮会算计，他为子孙打算，也是算得比较远的。他在给哥哥诸葛谨的信中说到他的儿子诸葛瞻：“瞻今之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 诸葛亮耽心的是：聪明过早外露，容易自满自足，会反而成不了大器。所以他给诸葛瞻起的名字叫做“思远”。他给外甥的信也说：“志当存高远。”这都表示希望后代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怎样才能有远大的志向呢?诸葛亮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了两个条件：一个叫静，一个叫俭。他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冶性。” 他认为要有才，就要刻苦学习。要学习就要有志气，就要心静。心不静就不能专心治学。生活太舒适了，也容易分散精力，立不了大志。生活俭朴，才是涵养道德的重要条件。他在给外甥的信中，进一步指出：要坚持自己的远大志向，“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这就是说，要不考虑一时的得失，不贪图生活上的细碎的享受，广交师友，不计较个人的恩怨。这样做了，“虽有淹留”，也许一时不成功，但“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学习之中自有乐趣，也一定会有用的。怕的是“老不坚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受追求世俗的物质生活和情欲的影响，失去坚强的决心。那就会“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诸葛亮让孙子生活俭朴一点，还是为了使他们更有理想，更能成为一个对国家社稷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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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爱子必以其道郑板桥是清代箸名的书画家、诗人。他的书画书法皆享有很高的声望，被人称为三绝。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晚年署作板桥老人，江苏兴化人。三岁丧母，生活贫困。五十岁以前，读书、教书、卖画；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考中进士。在山东潍县、范县（今属河南）作了十二年知县。勤于政事，政绩显著。后因荒年主张赈济饥民而得罪官绅，六十一岁，辞官回到家乡，以卖画为生。　　他到五十二岁时才有儿子，起名小宝。他对小宝十分喜欢。为了把儿子培养成有用的人才，他非常注意教育方法。　　郑板桥被派到山东潍县去做知县，将小宝留在家里，让妻子及弟弟郑墨照管。郑板桥看到当时富贵人家子弟，又担心自己的儿子被娇惯变坏，所以他身在山东，而心念在家的儿子。他总想把儿子小宝委托堂弟郑墨帮助照管，会比自己更娇惯。所以，他从山东不断写诗寄回家中让小宝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跳蚤出。小宝在母亲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地背记着这些诗句，从而明白了许多人生的哲理。　　“娇子如杀子”，这是多少人用血泪换取的经验教训。当郑板桥听说在家的小宝常常对孩子们夸耀：“我爹在外面做大官！”有时还欺侮佣人家的孩子。郑板桥立即写信给弟弟郑墨说：“我五十二岁才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必定要有爱子的办法。“以其道”是真爱，不“以其道”是溺爱，溺爱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他要弟弟和家人对小宝严加管教，注意“长其中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弟弟和家人按照郑板桥的意愿对孩子进行教育，收效很大，就给郑板桥写了封信，讲了孩子的长进，并说，照此下去，长大之后准是个有出息的人，能像你一样，当个官儿。郑板桥看了这封信后，觉得弟弟对小宝太姑息了，这样做对孩子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立即给弟弟郑墨复信说：我们这些人，“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走错了路，越来越作坏，总没个好结果”。他还说：“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好人。”这里所说的好人，是品德修养高尚的人，是有益于社会的人。　　小宝长到六岁以后，郑板桥就把小宝带在自己身边，他亲自教导儿子读书，要求每天必须背诵一定的诗文，并且经常给小宝讲述吃饭穿衣的艰险，并让他参加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学洗碗，必须洗干净。到小宝十二岁时，他又叫儿子用小桶挑水，天热天冷都要挑满，不能间断。由于父亲言传身教，小宝的进步很快。当时潍县灾荒十分严重。郑板桥一向清贫，家里也未多存一粒粮食。一天小宝哭着说：“妈妈，我肚子饿！”妈妈拿一个用玉米粉做的窝头塞在小宝手里说：“这是你爹中午节省下的，快拿去吃吧！”小宝蹦跤着走到门外，高高兴兴地吃着窝头。这时，一个光着脚的小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吃。小宝发现这个用饥饿眼光看的小女孩，立刻将手中的窝头分一半给了小女孩。郑板桥知道后，非常高兴，就对小宝说：“孩子，你做得对，爹爹真喜欢你！” 　　郑板桥对于女儿也非常关心。在他的影响和熏陶下，女儿在诗画方面也达到了相当水平。眼看女儿就到出嫁年龄了，还未找到合适的对象。他主动为女儿选择了对象，并且一反婚事大操大办的传统，自己亲自将女儿送到男方家里，让男方家人做了几个小菜，以示庆贺。当他要返回时，才告诉女儿说：“这就是你的家，你就安心在这里过吧！”他为了表示自己对女儿婚事的祝贺，特意作画一幅做为嫁妆送给女儿，在这幅画上，他题写了一首小诗说：“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妆薄，赠尔春风几笔兰。”郑板桥非常注意对子女进行自立教育。　　直到临终前，他还要让儿子亲手做几个馒头端到床前。当小宝把做好的馒头端到床前时，他放心地点了点头，遂即合上了眼睛，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他给儿子留下的遗言：“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宗不算好汉。”这则遗言，是对子女的嘱咐，也是他对子女教育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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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教子陆游是南宋杰出的爱国诗人。他的诗作，流传于今的有9000余首，是古代诗人作品流传于今最多的一位诗人。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高宗绍兴年间参加礼部考试，考取第一名。秦桧的孙子同科考试，考为第二。因此，陆游遭到秦桧的排斥。孝宗即位，他才时来运转，赐进士出身。官至宝章阁待制。晚年隐居家乡。他有六子一女。　　　　陆游一生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度过的。面对金兵的南下，宋朝的山河为金人所占有，他心急如焚。他对朝中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派恨之入骨。为此，他对子女十分重视做人的教育。他告诫儿子们说：但愿你们长大成人之后，乡亲们称赞你们是有道德的人。即使做一个老百姓，与那些高官显爵相比，也是无愧的。他要求儿子们时常检查自己，有错必改；看到别人有好的行为，要主动自觉地学习。他的二儿子陆子龙要到吉州去任地方官，他特意写了一首长达52句的诗来为儿子送行。诗中说：“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认能肆馋毁！”就是要求要清清白白地做官，做一个为民众欢迎的清官。他还告诫儿子说，在吉州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不但有学问，而且品德也好。你到那里后，可以去拜访他们，但不要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可以同他们相互勉励。　　　　知书达理是陆游在子女教育上十分注意的一点。他说：古人做学问是很努力的，往往是年轻时候开始努力，到了老年才取得成功。他对儿子说：现在我已老了，可你们正是读书的好时机，要刻苦攻读，莫失良机，希望你们一定牢记我的劝告。他还说，读书做学问，最要紧的是学以致用，身体力行。他不仅要求自己“善言座铭要躬行”，更告诫子孙“学贵身行道”、“字字微言要力行”。这里所说的力行，就是要学习古人的高风亮节，不媚权贵，不干利禄，不污大节，廉洁自守，处处谨慎，时刻想着报效祖国。　　　　陆游在创作上成就是辉煌的，经验是丰富的，可他从不满足。他认为自己没有达到最高境界。他在写的诗中语重心长地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就是说从事诗歌创作是不能靠小聪明，在文字上做游戏，而是要下苦功夫。　　　　陆游85岁那年冬天，病到在床上。他预感到留在世上的时间不会很长了。他对他的后事作了考虑和安排，他告诫儿子们说：我家本是农家，再能为农，这是上策；杜门谢客，不应举，不求仕，这是中策；安于小官，不慕荣达，这是下策。除此三策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还说仕宦变化无常，不去做官而去为农，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你们只有不出现大的过失，勿露所长，勿与贵达亲厚，就会减少人们对你们的攻击和陷害。无论子孙们的才分如何，都要让他们读书。又谆谆告诫儿子们对子孙后代要严加约束，“要求做到宽厚恭俭，不要与那些华而不实的人结交在一起。”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厚葬习俗，他反复对儿子们交待：厚葬没有任何益处，古今有见识的人对此都说得很详细了。至于用什么棺柩，亦当量力而行，不要为舆论所动摇。棺柩埋在地下，好与不好没有什么两样！又说，近世出丧时，大肆铺张浪费，有作香亭、寓人、寓马之类，兴师动众，所有这一切都应屏弃。墓上石人、石虎一类的设置，也一律不要。如果想作个标记，立一、二个石柱也就可以了。　　　　然而，使他引以为憾的是，为他一生所向往的中原收复、国家的统一还未能实现。十二月二十九日，他把几个儿子都叫到自己床前，捧过纸笔，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遂即合上了眼睛。　　　　这是陆游的遗嘱，也是陆游的遗产。这并不只是要儿子别忘了将祖国统一的大好消息告诉他，而是要儿子把统一祖国的大业铭记在心。它对儿子教育的用心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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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教育子女独辟蹊径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37岁任礼部侍郎，后任总督，任大学士，直到封侯拜相，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曾国藩的家教家风更是令后人传诵。俗话说，富贵过不了三代。曾国藩在家中是长子，他的教育思想对其兄弟及子女都有很深的影响，长子纪泽精通诗文书画，在清代末年，他自己刻苦学习英语成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在处理西北边境危机中，曾纪泽凭着其斗志和谈判艺术舌战强敌，从沙俄口中夺回了伊犁城，从而取得清末外交史上惟一的胜利。次子纪鸿喜爱自然科学，在数学研究上造诣更深，只可惜中年早逝。难得的是不仅其子成才，其孙辈曾宝荪、曾约农等也都成为教育家和学者。据调查，曾国藩及其四兄弟家族，绵延至今190余年间，共出有名望的人才240余人，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如此长盛兴旺之家，在古今中外皆属罕见。其原因当归于曾国藩的教子有方。无论工作怎样忙曾国藩都不忘教育子女。　　曾国藩身居要职公务繁忙，长年在外，无法经常督促子女，于是写信成为他教育子女的重要手段。即使工作到深夜，他也要抽空阅读子女书信。在家庭中提倡勤俭谦劳精神，反对奢侈懒惰。曾国藩本人虽位列三公，但他对兄弟、子女总是严格要求。他从不准许子女睡懒觉，不准子女积钱买田，衣勿华美，不准子女斥仆佣、轻慢邻居。在家教育子女敬老爱幼，出嫁后尊敬公婆，不能仗势欺人。在家里男要扫地、种菜，女要做饭、织布。妻子女儿跟他同住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府时，他规定她们白天下厨做饭菜，夜晚纺纱织麻到深夜，而且天天如此。曾国藩的日常饮食，总以一荤为主，非客到，不增一荤。其穿戴更是简朴，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每天日理万机，自晨至晚，勤奋工作，从不懈怠给子女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天天坚持不懈。他所写日记，直到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曾国藩教育子女不谋做官发财，只求读书明理。在封建社会谋出路的捷径就是做官，当时官僚子弟都想凭借权势挤入官场，曾国藩却再三叮嘱子孙：我不愿儿孙为将领，也不愿儿孙为大官，只希望成为饱读诗书、明白道理的君子。能做到勤劳节俭，自我约束，吃苦耐劳，能屈能伸的，就是有德有才的人。因此，自曾国藩兄弟之后，曾家再没出领兵打仗的将领。他们绝大多数留学英、美等国的名牌大学，学贯中西，成就卓著，成为教育界、科技界、艺术界的名家大师，饮誉五洲四海，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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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荻教子 ——郑氏夫人对欧阳修的教导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公集》遗世。　　北宋大中符年间，也就是公元1011年初夏的一天，在江西永丰县泷冈溪畔，一位头插白花，身着素装的年轻女子，和一个4岁的小男孩面对面地坐在沙滩上。那女子折了一根荻杆，在抹平的沙地上写了一行字，然后将荻杆交给了孩子，那小男孩便照着沙地上的字样一笔一笔地画着，渐渐地入迷了。这位女子是谁呢？这个4岁的小男孩以后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位大文豪。他就是北宋中期当之无愧的文坛宗师欧阳修，那位女子便是他的母亲郑氏。　　欧阳修4岁时，其父欧阳观在泰州(今江苏泰州市)军事判官任上去世，母亲郑氏带他投靠叔父欧阳晔。因其父为官清廉，死后家贫如洗，买不起纸笔，母亲只好以芦荻作笔，以沙滩作纸，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也非常听话，跟着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划地进行写字练习，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史书所传的“郑夫人画荻教子”。郑氏的这种教导，使欧阳修从小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　　欧阳修的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身上。母亲不断地给他讲如何做人的故事，告诉他不要随声附和，随波逐流；还教他认字写字，教他读唐代诗人周朴、郑谷发及当时的九僧诗。欧阳修由于家里穷，常去借书看，在随州城南的李家是一个藏书家。欧阳修不断到这里与李家的孩子一起玩，时间久了，就将李家的书借回家看，无论是严寒的隆冬，或者是赤日炎火的盛夏，从不间断，从不松懈。每见到书上一些好的内容，他都赶快把它抄下来。一天，他从李家旧纸筐里，发现一本六卷本韩昌黎先生的文集，经主人允许，便带回家里。打开一看，大开眼界，便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阅读。他高兴地说，世上竟有这么好的文章。当时欧阳修的年纪还小，对韩愈的文学思想内容还吃不透。然而他却为韩愈散文的不平凡的风格所感动。他痛切地感到宋初以来，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只讲文法、华而不实的文章，毫无用处，实在是误人子弟。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启迪下，一个学习韩愈，革除当时文坛上那种坏风气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油然升起。　　良好的品德是成长必需具备的条件。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过管理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小官。他关心民间疾苦，正直廉洁，为民所爱戴。欧阳修长大做了官以后，母亲还经常不断地将他父亲为官的事迹讲给他听。她说：你父亲做司法官的时候，常在夜间处理案件，对于涉及到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来覆去地看，凡是能够从轻的，都从轻判处；而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轻的，往往深表同情，叹息不止。她还说：你父亲做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而且经常以财物接济别人，喜欢交结宾朋。他的官俸虽然不多，却常常不让有剩余。他常常说不要把金鱼变成累赘。所以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一间房，没有留下一垄地。她告诫儿子说：对于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孝心。自己的财物虽然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重要的是心存仁义。我没有能力教导你，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我就放心了。母亲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的脑海里。　　　　景祐元年(1034年)，欧阳修任职已满三年，回京述职，被留在京城编写《崇文书目》。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与权贵斗争失败，被逐出京城。欧阳修虽与范仲淹并无交情，但自幼受母亲教导，处处以父亲欧阳观的为人处世来指导自己，不苟合于世俗。他眼见忠臣蒙冤，义愤填膺，毅然提笔，不顾“戒越职言事”的禁令，以文章论救范仲淹，指责谏官高若讷谄媚权贵，利欲熏心，文过饰非，不主持正义，“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措辞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高若讷等人。很快，欧阳修受诬被贬，也离开了京城，出任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由于权贵们逼迫甚紧，欧阳修来不及收拾妥当，就匆匆上船离京。仓促之间，他落入水中险些淹死在汴河的激流中。此时的欧阳修，心情极度沮丧。他的母亲郑氏，这位饱尝生活苦难的女子，坚决支持儿子的行动，面对窘境谈笑自如，并不顾体弱多病，提出跟随欧阳修前往夷陵。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在欧阳修人生极为低潮的时候，再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欧阳修渐渐从被贬的落魄心情中调整过来，重新燃起了对生活、对事业的热爱之情，最终官复原职，开始了一段新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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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受挫教育的故事人之一世，殊为不易。在看似平坦的人生旅途中充满了种种荆棘，往往使人痛不欲生。痛苦之于人，犹狂风之于陋屋，巨浪之于孤舟，水舌之于心脏。百世沧桑，不知有多少心胸狭隘之人因受挫折放大痛苦而一蹶不振；人世千年，更不知有多少意志薄弱之人因受挫放大痛苦而志气消沉；万古旷世，又不知有多少内心懦弱的人因受挫放大痛苦而葬身于万劫不复的深渊……面对挫折，我们不应放大痛苦，而应直面人生，缩小痛苦，直至成功的一天。 “ 老当亦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可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然而直面挫折，他却能达人知命，笑看人生。试想，如果没有王勃开朗阔达的胸襟，哪能有他吟放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千古绝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浪漫诗仙李白，在遭遇仕途不顺的挫折后，他沉寂了吗？消沉了吗？没有。“长安市上酒家眠，”笑对痛苦，面对挫折他拂袖而去，遍访名山，终于成就了他千古飘逸的浪漫情怀！由此看来，面对挫折，我们不应过分地沉迷于痛苦失意的阴影中不能自拔；面对挫折，我们不应整日浸泡在悲伤痛苦的泥陷中越陷越深；面对挫折，我们不应长期颓废不振而迷失眼前的方向。遭遇挫折，缩小痛苦，才是明智的选择。相反，若一味沉迷于挫折的痛苦中，结果将不堪设想。刘备面对失去二弟的挫折，因兄弟之情无法释怀，放大痛苦，结果在痛苦中做出错误决定，贸然出兵伐吴，落得“白帝托孤”的千古悲剧。可悲可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古人已经为我们做出了太多的榜样，也留下了太多的遗恨。在现在竞争日益加剧的社会里，挫折无处不在。若因一时受挫而放大痛苦，将会终身遗憾。遭遇挫折，就当它是一阵清风，让它从你耳边轻轻吹过；遭遇挫折，就当它为一阵微不足道的小浪，不要让它在你心中击起惊涛骇浪；遭遇挫折，就当痛苦是你眼中的一颗尘粒，眨一眨眼，流一滴泪，就足以将它淹没。遭遇挫折，不应放大痛苦。擦一擦额上的汗，拭一拭眼中欲滴的泪，继续前进吧！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看见蓝蓝的天，白白的云，青青的草，还有你嘴角边的甜甜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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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教育思想三题一、蒲松龄怎样看待青少年　　　　蒲松龄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作家。即以如何看待青少年这一古老命题来说，他就有自己迥异于世人的独特见解。当社会上许多人都认为青少年处世“没有经验”、让人难以放心的时候，蒲松龄却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认为他们是“将雨之云”、“未雷之电”，即青少年就像是即将倾泻滂沱大雨前的涌云，炸响惊心霹雳前的闪电，一定会大有作为。他问道：“其昂霄破壁，宁俟察而知之耶?”——他们如腾龙直冲云霄一样的志向和能力，难道还要等待慢慢考察之后才会知道吗?(见1986年版《蒲松龄集》第90页) 　　蒲松龄给青少年以如此之高的评价，他本人就是一例最好的典型。尽管他成年之后一生坎坷，但少年时代却是壮志凌云。他曾借称赞他人表达自己这样的胸襟：“童年抱卷，便怀濡翼之羞，午夜闻鸡，即有雄飞之志；驱风雷于指上，罗星斗于胸中。”(同上，第117页)不难想象，他少年时代的理想与抱负是何等远大。蒲松龄不仅少怀壮志，而且才华横溢。他“弱冠采芹”，十九岁便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一时传为佳话。其后几十年，他虽然未能得志于官场，却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业绩，足可对他少年时代所怀抱的志向和所显示的才华作出有力的印证。　　正是出于对青少年的充分理解和正确估价，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青少年艺术形象。《聊斋》中的青年艺术形象不胜枚举，此处不赘；单就少年艺术形象而言，比较著名的就有勇斗恶狼替父报仇的于江，从巨蟒口中救出兄长的胡氏弟弟，严惩恶霸豪绅的少女商三官，智毙淫狐的十岁幼童贾儿，以及聪明伶俐的小牧童、诚笃重义的张诚、从小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霍桓……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少年艺术形象，诚然是一些艺术典型，包含了较多的理想成分，但即使如此，这些形象也告诉我们：孩子们决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幼稚和无知。　　这些艺术形象还生动地告诉我们：孩子们的志向和抱负，常常被人们所误解；孩子们的智慧和勇气，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孩子们的能力和本领，时时被人们所低估。贾儿决心要除掉淫扰其母的狐精，并深知狐精机灵异常，一切灭狐措施都必须高度保密，于是，他伏警于戏，寓黠于欢，将各种准备工作一律化为儿童的玩耍和游戏，但这一切却遭到了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的误解，都把他视为屡教不改的“顽童”，一次又一次地批评责备他；直到灭狐成功，人们在惊诧之余，才明白真相，喜出望外。蒲松龄用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提醒我们：对少年儿童的抱负、智慧和能力，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了解、信任。　　中国有个听起来十分温柔的传统观点：在父母眼中，孩子再大也是孩子。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家庭伦理的积极面，即长辈对后代那种永不消减的慈爱和关怀，但也有消极面——对孩子内在的能力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评估，往往总是“不放心”，并由此过多地干预孩子的事情，影响对他们独立生活能力的锻炼和培养。长辈爱护和关心下一代，把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孩子，并以良好的思想作风和文化传统熏陶他们，是完全应该的；青少年天真、单纯，有时甚至显得幼稚、无知，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较弱，因而需要给以引导、扶持和帮助，这固然也是长辈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爱护、关心和帮助，决不能过头，决不能包办代替。过多的干预，过多的担心，过多的指挥，不仅束缚了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甚至会使孩子已经具备了的内在能力受到压抑而不能很好地得到发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崭新的社会生活格局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使人们——包括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未必能做到什么都吃得透、摸得准，未必事事都能成为走在孩子前面的“导师”，甚至相反，在对许多事情的感知和理解上，孩子可能比我们成年人更敏锐、更迅速、更真切。所以，我们应该像蒲松龄所主张的那样，对孩子自身的志向、抱负、智慧和能力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该引导的引导，该鼓励的鼓励，该放手的放手，努力使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符合孩子的实标，符合当前时代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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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蒲松龄怎样看待青少年　　　　蒲松龄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见解的作家。即以如何看待青少年这一古老命题来说，他就有自己迥异于世人的独特见解。当社会上许多人都认为青少年处世“没有经验”、让人难以放心的时候，蒲松龄却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认为他们是“将雨之云”、“未雷之电”，即青少年就像是即将倾泻滂沱大雨前的涌云，炸响惊心霹雳前的闪电，一定会大有作为。他问道：“其昂霄破壁，宁俟察而知之耶?”——他们如腾龙直冲云霄一样的志向和能力，难道还要等待慢慢考察之后才会知道吗?(见1986年版《蒲松龄集》第90页) 　　蒲松龄给青少年以如此之高的评价，他本人就是一例最好的典型。尽管他成年之后一生坎坷，但少年时代却是壮志凌云。他曾借称赞他人表达自己这样的胸襟：“童年抱卷，便怀濡翼之羞，午夜闻鸡，即有雄飞之志；驱风雷于指上，罗星斗于胸中。”(同上，第117页)不难想象，他少年时代的理想与抱负是何等远大。蒲松龄不仅少怀壮志，而且才华横溢。他“弱冠采芹”，十九岁便在县、府、道三级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一时传为佳话。其后几十年，他虽然未能得志于官场，却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业绩，足可对他少年时代所怀抱的志向和所显示的才华作出有力的印证。　　正是出于对青少年的充分理解和正确估价，蒲松龄在他的《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青少年艺术形象。《聊斋》中的青年艺术形象不胜枚举，此处不赘；单就少年艺术形象而言，比较著名的就有勇斗恶狼替父报仇的于江，从巨蟒口中救出兄长的胡氏弟弟，严惩恶霸豪绅的少女商三官，智毙淫狐的十岁幼童贾儿，以及聪明伶俐的小牧童、诚笃重义的张诚、从小敢于蔑视封建礼教的霍桓……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少年艺术形象，诚然是一些艺术典型，包含了较多的理想成分，但即使如此，这些形象也告诉我们：孩子们决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幼稚和无知。　　这些艺术形象还生动地告诉我们：孩子们的志向和抱负，常常被人们所误解；孩子们的智慧和勇气，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孩子们的能力和本领，时时被人们所低估。贾儿决心要除掉淫扰其母的狐精，并深知狐精机灵异常，一切灭狐措施都必须高度保密，于是，他伏警于戏，寓黠于欢，将各种准备工作一律化为儿童的玩耍和游戏，但这一切却遭到了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的误解，都把他视为屡教不改的“顽童”，一次又一次地批评责备他；直到灭狐成功，人们在惊诧之余，才明白真相，喜出望外。蒲松龄用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提醒我们：对少年儿童的抱负、智慧和能力，必须有足够的估计、了解、信任。　　中国有个听起来十分温柔的传统观点：在父母眼中，孩子再大也是孩子。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家庭伦理的积极面，即长辈对后代那种永不消减的慈爱和关怀，但也有消极面——对孩子内在的能力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评估，往往总是“不放心”，并由此过多地干预孩子的事情，影响对他们独立生活能力的锻炼和培养。长辈爱护和关心下一代，把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孩子，并以良好的思想作风和文化传统熏陶他们，是完全应该的；青少年天真、单纯，有时甚至显得幼稚、无知，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较弱，因而需要给以引导、扶持和帮助，这固然也是长辈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爱护、关心和帮助，决不能过头，决不能包办代替。过多的干预，过多的担心，过多的指挥，不仅束缚了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甚至会使孩子已经具备了的内在能力受到压抑而不能很好地得到发挥。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今天，崭新的社会生活格局和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使人们——包括我们的家长和老师——未必能做到什么都吃得透、摸得准，未必事事都能成为走在孩子前面的“导师”，甚至相反，在对许多事情的感知和理解上，孩子可能比我们成年人更敏锐、更迅速、更真切。所以，我们应该像蒲松龄所主张的那样，对孩子自身的志向、抱负、智慧和能力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尊重他们、信任他们，该引导的引导，该鼓励的鼓励，该放手的放手，努力使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符合孩子的实标，符合当前时代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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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培养孩子的抗争精神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还塑造了不少具有抗争精神的青少年英雄形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教育观念，值得我们注意。　　通读《聊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蒲松龄绝少鼓吹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人生哲学。相反，当青少年们遇到社会不公、恶霸横行的时候，当他们受到家庭封建礼教压迫的时候，或者受到野兽侵害的时候，他的主张是起而抗争。商三官的父亲被恶霸无端打死之后，三官的两个哥哥欲停尸上控，三官极力反对，清醒地指出：老天决不会为我们穷人专门生出一个铁面包公来，上控何用?所以她主张将父亲埋了。埋了父亲之后不久，三官便“失踪”了，原来她女扮男装，混入戏班，耐心等待时机，终于杀死恶霸，报了杀父之仇，她自己也壮烈献身(《商三官》)。张讷受到继母虐待，弟弟张诚便暗中相助，甚至因此而影响了学业，老师又是戒尺打手，又是荆条抽身，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但他没有屈服和放弃，仍一如既往，助兄如故(《张诚》)。书生陶望三赴试途中，因以诗词讽刺时事而被人陷害，关在狱中，两位少女秋容和小谢闻讯，既为友情、也为大义，不辞辛劳，不避风险，来回奔波营救，在逆境中表现了一种义无返顾的赤诚(《小谢》)。青年猎人田七郎，当县宰与御史勾结欺压百姓的时候，为了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在自己已经倒卧于血泊之中的时候，仍用尽最后的力量将县宰杀死(《田七郎》)。至于胡氏弟弟与大蟒的较量(《斫蟒》)、于江杀狼以报父仇(《于江》)等，则都是与大自然抗争的典型事例。从《聊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反的例子：如果对恶势力或封建礼教一味顺从，其结果都是很糟糕的。《青梅》里王进士十四岁的女儿阿喜本来是爱程生的，但在父母的高压下却终于屈服、放弃了；后来，人事沧桑，父母双亡，阿喜所历经的坎坷和苦难，可谓一言难尽!反之，同样是爱上程生的青梅，尽管贫贱不能自主，但她有一种“不济，则以死继之”的坚定决心，终于获得了美好的前程。以上这许多事例都清清楚楚告诉人们：只有抗争，才有出路。　　以上这些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尽管不是作者直接针对教育问题所发表的教育理论，但却直接关系到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性问题。　　蒲松龄之所以如此重视宣传培养青少年的抗争精神，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如果我们读一读他的《黑兽》一文，对此就会有所了解。作者在篇末议论中明明白白地指出：贪官污吏就是那些“择肥而食”的狨，而平民百姓犹如那些弱小的动物。那种任人宰割、不知反抗的情景，实在令人扼腕叹息!他所表达的思想，与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完全一致的。在我国历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反抗外族入侵和阶级压迫的民族，但是，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毒害和压抑，也在民众中逐步积淀起一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性格劣根性，并在某些历史阶段严重阻滞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强盛。从这个视角观察，蒲松龄(以及后来的鲁迅等人)主张人要有敢于抗争的精神，正是震撼我们民族心灵要害的晨钟暮鼓，极其值得人们深思和重视。　　抗争精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自我维护意识。过去，为了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固然需要这种抗争精神，即使今天，社会不公的种种现象也时有发生，只有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进一步说，只有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不惧怕任何困难，勇于开拓；只有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不盲从别人的结论，敢于创新；只有具备了抗争精神，才能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积极进取。所以，抗争精神不仅仅是个人的需要，也是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要求，也是当前时代的要求。那些总喜欢孩子“听话”的家长和老师们，对此尤须深长思之。　　这里必须顺便指出，抗争精神决不同于“文革”中的“造反”。其一，抗争，从本质上讲，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防御行为，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造反”则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攻击行为，目的是为了征服他人。其二，抗争是以明辨是非为前提，而“造反”则是以歪理邪说为武器；具有抗争精神的人，不只是要敢于抵制错误、抗御邪恶，更要敢于服从真理、主持正义；而“造反派”则是惟“我”独尊，以“我”划界，决无是非曲直可言。二者泾渭分明，决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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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教子诗联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学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历来重祝家庭教育，出现了许多善于教育子女的家长，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教子诗联。　　身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郑板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女儿出嫁无钱置办嫁妆，便以一幅兰竹图代替，并在上面题了一首诗：　　官罢囊空两袖寒，聊凭卖画佐朝餐，最惭吴隐奁钱薄，赠尔春风死几笔兰。　　民族英雄林则徐的父亲曾经给他留下一副对联：　　粗衣淡饭好些荼．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　　这副对联使林则徐终身受用不尽，终于成了流芳百世的民族英维。：　　林则徐继承家风，也给子女留下了一副对联：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不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此联说明林则徐不愿后代在自己营造的“安乐窝”里坐享其成，而是希望他们艰苦奋斗，自强自立，成为有用之材。　　著名教育家陶闻行知之子陶晓光欲进成都无线电修造厂，但无正规学历，便瞒着父亲向人索取了一张**。陶行知得知后，立即从外地电告其子将文凭退还，并捎去一封语重心长的家书，书中撰有一联：　　宁为真白丁；不做俊秀才。　　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在对孩子进行言教和身教的同时，特地写了一幅对联悬于堂前：　　创业难，守业亦难，明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　　清代诗人袁枚的小女儿，天资聪慧，不少名门望族前来求亲，他均末允，却将她嫁给姑苏城一个百姓之子，并作了一首《嫁女词》相送：　　姑恩不在富，夫怜不在容。但听关雎声，常在春风中。女遵父训，把这首词作为传家宝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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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燕山教子有方《三字经》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这是对窦燕山教育子女经验的总结。窦燕山，原名窦禹钧，五代后晋时期人，他的老家是蓟州渔阳，也就是今天天津的蓟县。过去，渔阳属古代的燕国，地处燕山一带，因此，后人称窦禹钧为窦燕山。　　窦燕山出身于富裕的家庭，是当地有名的富户。据说：窦燕山为人不好。以势压贫，有贫苦人家借他家粮食时，他是小斗出，大斗进，小秤出，大秤进，明瞒暗骗，昧心行事。由于他做事缺德，所以到了３０岁，还没有子女。窦燕山也为此着急，一天晚上做梦，他死去的父亲对他说：“你心术不好，心德不端，恶名张注天曹，如不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不仅一辈子没有儿子，也会短命。你要赶快改过从善，大积阴德，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天意，改过呈祥。” 　　　从此，窦燕山暗下决心，痛改前非，缺德的事再也不做了。一天，他在客店中捡到一袋银子。为找到失主，他在客店里整整等了一天。失主回到客店寻找，他原封不动地将一袋银子归还给失主。窦燕山还在家里办起了私塾，延请名师教课。有的人家，因为没有钱送孩子到私塾读书，他就主动把孩子接来，免收学费。总之，自那以后，窦燕山就象是换了一个人似的，周济贫寒，克已利人，广行方便，大积阴德，广泛受到人们的称赞。　　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了五个儿子。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培养教育儿子身上，不仅时刻注意他们的身体，还注重他们的学习和品德修养。在他的培养教育下，五个儿子都成为有用之才，先后登科及第：长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尚书；次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礼部侍郎；三子曾任补阙；四子中进士，授翰林学士，曾任谏议大夫；五子曾任起居郎。当时人们称窦氏五龙。　　当时有一位叫冯道的侍郎曾赋诗一首说：“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这里所说的“丹桂五枝芳”，就是对窦燕山“五子登科”的评价和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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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丑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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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端淑谈做学问的难和易学习难不难？有人说不难，有人说难。可是说不难的人却未必有成就，说难的人也未必都知难而退。18世纪清朝的学者彭端淑曾经就这个总是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子侄们。他说：“天下事有难易的区别吗？去做，难的事情也会变得容易；不做，容易的事也会变得难。学习有没有难和容易的区别呢？去学，难的也会变得容易；不这容易的也会变得难。” “即使我的天资愚钝，才能平庸，不如别人；但是我每天坚持学习，毫不懈怠，总会有成功的一天，到那时候，也就不觉得愚钝和平庸了。即使我的天资聪明，才能敏捷，加倍地高于别人；但是我把这些天资和才能都丢弃不用，那么，我和那愚钝平庸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孔子的学生当中，曾参是以钝拙出名的。可是孔子的学业，最后却靠曾参传了下来。这样说来，聪明和愚钝的作用，哪里是一成不变的呢！” ?牐? “四川有个偏僻的地方，有两个和尚：一个穷，一个富。有一天，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去，你看怎样？’富和尚问：‘你凭什么去呢？’穷和尚说：‘我就靠一个水瓶、一个饭钵。’富和尚说：‘我几年来都想雇船去一直没有办成。你凭什么能去得了？’过了一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告诉富和尚，富和尚感到很惭愧。” ?牐? 　　“南海就是浙江的普陀山，是佛教的圣地。从四川到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远。富的和尚去不了，穷和尚却去成了。人的立志，难道可以不如四川这个穷和尚吗？” “所以，聪明和敏捷，是又可靠又不可靠的东西，自以为聪明和敏捷而不认真学习，那就会自取失败。愚钝和平庸，对人的发展有限制作用，但是又不能完全把人的发现限制住。不为天生的才能所限制努力不倦地学习，才是真正求上进的人。彭端淑的这封信是很有名的。它不但鼓舞和激励了彭家的子侄，而且也鼓舞和激励了后来的许多青年人。因为这封信写得感情真挚，分析辩证，实事求是，又举出生动的事例，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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